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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不由天,大哥眼光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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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不由天,大哥眼光定命运
ponyyoung小号  2018-03-17 08:00:37 举报 阅读数:11974
作者 | 宫玉振 来源 | “李不太白”(ID:oursir)

01 名将的黄昏

在今日台湾的“国史馆”中,藏着一份编号为00202040001407的文件。 它是一封写于1947年5月6日的私人信函。 写信者为中国国民党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收信人为他的校长蒋介石。 在信中,身为国民党名将之花的张灵甫对校长吐槽又吐血,为国民党军队内战以来屡战屡败的终极原因留下了临终遗言: “惟进剿以来,职每感作战成效,难满人意。目睹岁月蹉跎,坐视奸匪长大,不能积极予以彻底性打击。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不能统一耳。窃以为若不急谋改善,将不足以言剿匪也。” 就在张灵甫写完这封信的10天以后,1947年5月16日,国民党整编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全歼。 张灵甫,北京大学历史系及黄埔军校的高材生、林彪的同学,身经百战。公平地说,这位被誉为“抗日铁师”的主帅、曾经身为“御林军统领”南京卫戍司令、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将军,实为一代名将。 然而就这样身死战场,徒留悲鸣。 74师覆没,实非张灵甫战之罪。 当华东野战军将74师包围起来的时候,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离孟良崮近则数公里,远也不过一两天驰援便能赶到。只要援军赶到,就能马上与74师形成对华东野战军的里应外合、中心开花之势。 74师陷入包围时,蒋介石曾下达了各路大军必须从速进援合击的手令,并威胁“如有委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定以畏匪避战,纵匪害国,贻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 汤恩伯也要求所部“不顾一切,星夜进击,破匪军之包围,救袍泽于危困”。 然而无论是蒋介石的严令还是汤恩伯的苦求,都未能见效。直到74师被全歼,各路援军始终没有跨入华东野战军包围圈一步。 经常有人这样发问:如果外围的国民党军队全力推进,孟良崮战役会是怎样一个结局? 假设永远只是假设。真相是,国民党军队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拼死来救。 早在孟良崮战役之前,毛泽东就给陈毅、粟裕发来电报,说根据西北战场的经验,只需要用一部分力量就可以阻住国民党的增援部队。而华东野战军在总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却敢于拿出5个纵队包围74师,形成了对74师的绝对优势,也就是因为看准了“其他敌军不会奋力救援”。 在孟良崮战役之后的军事检讨会上,蒋介石痛斥国民党军队说:“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身带领的一部的利害,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失败,几乎是漠不相关,以致我们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的传统精神和我们军人智信仁勇严必备的武德完全丧失。”他要求军队必须借检讨之机,作一番彻底的觉悟和改造。 然而蒋介石似乎并不明白,国民党军队“败不相救”的恶习,其根源恰恰在于他本人那种中国式的御将之术。

02 成也校长,败也校长
用今天的话来说,国民党的军队,非常像兼并收购而发展起来的企业。 蒋介石的军队以国民革命军为核心,在北伐以及此后的军阀大战过程中,不断地通过武力、引诱、收买、瓦解等手段,将地方军阀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最终建立了一个表面统一的中央政权。 由此,国民党军队便因渊源的不同,而分成了“中央军”和“杂牌军”,杂牌军又分为川军、桂军、粤军、湘军、晋绥军、东北军、西北军之类。 对于这样一支派系林立的军队,蒋介石的基本策略,是以黄埔系来控制中央军,以中央军来控制杂牌军。 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与黄埔毕业的军官们形成了私人之间的服从关系。所谓的黄埔精神,就是“服从校长、尽忠党国、精诚团结、成功成仁”,其中的关键自然是第一条。 黄埔毕业的军官都是校长的学生,并以学生的身份效忠于校长。蒋介石则在职务、装备、后勤、作战等方面给予黄埔军官种种特权,从而达到通过黄埔军官来控制军队的目的。 对于中央军之外的杂牌军,蒋介石采取的是分化、控制和吞并的策略。一方面通过战场作战来借刀杀人,消耗杂牌军的力量;另一方面,对于打了败仗的杂牌军,则会乘机取消其番号,夺取其地盘。这样也就达到了排挤削弱杂牌军、扩大发展中央军的目的。 就控制军队而言,蒋介石的这套御将之术,确实是很成功的。 中央军变成了唯蒋氏之命是从的所谓“嫡系”,杂牌军也只能被迫接受蒋介石的“军令统一”。蒋介石得以凌驾于整个军队之上,成为军队唯一的核心和最高统帅。 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勾心斗角、败不相救的恶质文化也一步步形成。 对于中央军来说,黄埔军官个个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蒋介石一手提拔的这些学生们,都唯蒋校长马首是瞻,唯蒋校长一人之命是从,都要争相得到蒋校长的宠爱,得到校长的宠爱便是最好的终南捷径,这就必然导致彼此之间争风吃醋,相互拆台,上下倾轧,内斗不已。 而对于杂牌军来说,时刻都面临着被蒋介石削去番号的危险,因而作战时考虑的首先是保存实力,而绝对不会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绝对不会有勇敢任事、顾全大局的精神。 今天看来,蒋介石的御将术是一种典型的建立在个人关系基础之上的中国式管理。 一言以蔽之,就是“亲疏有别”的特殊主义。 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中,组织的管理者往往通过个人的关系,在组织中大力培植和使用亲信,并依靠亲信来实现掌控组织的目的。然而从蒋介石的例子我们看得很清楚,这种模式短期可能非常有效,但长期一定付出深重的代价: 蒋介石确实成功地奠定了他个人的绝对地位,但也成功地使争功诿过、败不相救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组织文化的最大潜规则,使各路人马无法有效合作。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的组织文化,首先葬送的往往是组织中最优秀的成员。用张灵甫的话说,是“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 这种重“亲疏”而不重“公平”的管理模式,还必然会导致张灵甫所说的“赏难尽明,罚每欠当”,最终导致下属的离心离德。 这样的组织,管理成本会越来越高,凝聚力会越来越差,而战斗力会越来越低,最终整个组织将以一种惊人加速度走向全面溃败。 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的御将术,其实是中国式管理一个失败的标本。 是制度设计,而不是个人义气、命令、利益,最终决定了一个团体未来命运的大局。 比如湘军的制度设计。

03 楚人能打?
并非如此 曾国藩的湘军不能不算是一个军事奇迹。 湘军是所谓的“官勇”,即地方政府招募的临时性武装,并非国家的正规军。当时的国家正规军是八旗和绿营。然而曾国藩却在很短时间内,将这样一群来自草根的散兵游勇打造成那个时代最具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部队。 他是怎么做到的?这得从曾国藩编练湘军时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说起。 曾国藩当时并没有先探究“湘军如何能打”,而是先分析了“绿营为何不能打”。 要知道,绿营是经制之兵,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他们的对手太平军是一批揭竿而起的农民,根本没受过什么军事训练。然而在太平军面前,绿营一触即溃,望风而逃,将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转眼之间就送给了太平天国。 绿营为何不能打仗?曾国藩在分析后得出一个结论:绿营存在巨大的制度缺陷。 绿营采取的是“世兵制”,即士兵由国家供养,世代为兵,各地都有绿营。一旦发生战事,就采取抽调的制度,东抽一百,西拨五十,组成一支部队,然后派将领带兵出征。 这样的结果是:兵不识兵,将不识将,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用曾国藩的话说,这就像砍树枝一样,东砍一条,西砍一根,然后捆到一起,形不成一个整体。既然大家互不熟悉,没有交情,那么大家都明白,遇到危险,就甭指望别人会来救自己。既然别人不会来救自己,那么打起仗来就谁也不肯冲锋在前,独履危地。相反,生死之际,所有人的本能反应都是自己先逃命。 这就是绿营作战的特点,也就是曾国藩说的“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胜则相忌,败不相救”。在他看来,这样的军队,即使“诸葛复起”,也是打不了胜仗的。 所以,湘军要想镇压太平天国,就必须从制度上进行彻底改变。 曾国潘于是在湘军内采取了全新的制度设计。

04 激励私心,效死力于公事 与绿营的世兵制不同,湘军采取的是招募制,而且是层层招募制。 具体来说,就是大帅招募自己手下的统领,统领招募自己手下的营官,营官招募自己手下的哨官,哨官招募自己手下的什长,什长招募自己手下的士兵。 湘军的待遇很高,所以不愁招不到兵。但只有上司招募你,你才能进入湘军,得到升官发财的机会。这样一来,士兵势必感激自己的什长,什长势必感激自己的哨官,哨官势必感激自己的营官,营官势必感激自己的统领,而统领势必感激自己的大帅。 如此,从大帅到士兵,湘军就像一颗大树,“由跟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组织内部全部打通了。 “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 由此,在湘军内部,人和人的关系也就跟绿营不一样了,不再是捆在一起的树枝,而成为一个由感情纽带凝聚起来的整体。 招募制只是曾国潘制度设计的第一个层面,更厉害的是在第二个层面。 曾国潘规定,在作战过程中,任何一级军官一旦站死,那么他手下的军队便就地解散。比如,营官战死,那么整个营地就解散,全部赶回家去,一个不留;以此内推,哨长、什长都是如此。这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所有人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保住自己的长官。因为只有保住长官,你才有继续升官发财的机会。保卫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要求,但湘军通过制度使其变成了最符合下属自己利益的行为。 由此在湘军中,道德的要求和利益的追求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王闿运在《湘军志》有言:“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喻利于义。将卒亲睦,各护其长。”这便形成了曾国潘所说的“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行。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死党。 这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来源,也解释了为什么湘军和绿营同处一个时代,绿营士兵打起仗来首先想自己逃命,而湘军士兵首先想保卫自己的长官。 一切皆是因为制度设计的不同。

05 一人艰苦,十万人奋斗
制度是什么?制度是决定和改变人行为的东西。人都是理性的,人都知道什么样的行为对自己最有利。 管理者的关键任务,是能够制定出有效的制度,把下属的自利行为引导到对组织有利的方向上去。就像曾国潘治理湘军一样,在确立基本制度后,他根本不用自己挥着战刀在后面逼下属冲锋陷阵,下属自然就知道往前冲。下属的行为已经变成了自觉、自发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对他们自己是最有利的。 反观商业世界,华为公司也算是一个异数。 华为企业文化的核心是“艰苦奋斗”。 艰苦奋斗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价值观,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华为近15万员工,而以80后为主,为什么能形成艰苦奋斗的文化?他们怎么会信奉艰苦奋斗的精神? 这也要归功于制度设计。 华为的制度设计是“高效率、高压力、高工资”,从招聘、待遇、晋升到淘汰,所有的制度设计都围绕着“奋斗”这一主题展开,围绕着保证奋斗者的利益最大化而展开,有责任心和有才能的人会不断进入公司的中坚层。 在激励方面,华为采取的是“1+1的机制,即薪酬由工资、奖金和股票分红收入三部分构成。在华为高速发展期,内部股分红高达70%。 在这种机制下,员工工作目的就不仅仅是为了基本工资。奖金使员工有了主动提高集自己绩效的动机,而股票红利使得员工会主动关注企业整体业绩。员工个人利益和企业整体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员工和企业形成了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华为由此被打造成一个奋斗者的平台,奋斗由此也就变成了员工自觉、自发的行为,从而推动着公司的迅速发展。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 但非无为不是不作为。 湘军和华为的例子证明:人的无为,必须建立在“制度有为”的基础之上。 而一个制度的设计是否有效,又必须建立在对人“自利”本性的把握上。 如果不是这样,即使你有超越列国的先进技术、即使你是有通天本事的个人,在大历史的发展大潮中,也一样会被淘尽不见。 比如大明傲视世界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

06 千年之问
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航海时代开始时中西之间海上力量进行了一番比较后感慨地说: “在中国的黄金时代,约公元1420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都出色,和同时代的欧洲国家相比较而言,甚至可以说所有的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它的对手。” 有足够的史料可以支持李约瑟的观点。 甚至只须举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可:1405年郑和第一次开始他的远航时,他的宝船排水量达到1500吨,他的舰队由240多艘船组成,他的船员达到27400多人。而80多年之后出发的哥伦布船队,船只最大排水量为300吨,船队由3艘船只组成,船员一共有88人。 也就是说,大明造船能力五倍于西方。 当大航海时代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在技术上显然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然而仅仅几十年之后,中国人却出人意料地退出了印度洋和阿拉伯海,而西方一步步主导了整个大洋,进而主导了整个世界。 1500年,由此成为中国与西方不同历史命运的一个分水岭。 当我们从大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事件时,在这种戏剧性的结局背后,看到的却会是另一种景象,那就是—— 大航海时代开始的时候,西方形成了一种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海外扩张机制,从而弥补了西方在航海技术上与中国的巨大差距。 它们的机制看似简单,却把“个人欲望”与“国家利益”有效地、最大化地融合在了一起。

07 制度还是技术?
这个机制的形成,源于中西方迥异的地理与政权特点。 首先是中西方所处体系的不同:古代中国所处的是大一统的体系,而西方中世纪以来形成的是竞争的体系。 在大一统体系下,中国历代王朝的战略重心,必然要放在内部秩序的维持上,向外的扩张极易导致文明的重心失去平衡,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因为所有的扩张都是不可持续的。 而在西方式的竞争体系中,每一个政治实体都在寻求有利于自己的变动:海外扩张代表了新的压倒对手的、向侧翼发展的机会,很容易被君主所接受。 而一个国家采取了海外扩张的行为,其他国家必然会纷纷跟进。在竞争的体系下,别人的所得就是自己的所失,从而在海外扩张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之间的竞争,由此也就使西方在海外扩张上表现出强烈的进取性。 其次是中西方的造船与航海动机的不同:郑和的远航主要是出于宣扬天朝国威的政治目的,而西方的扩张从一开始就主要是出于经济的动机。 寻找黄金、寻找香料,改变西方在贸易上的不利地位,进而获取巨大的海外利益,是西方海外扩张的直接动机。 出于政治目的的郑和远航,对于明朝政府来说意味着财政上的纯粹开支。黄仁宇认为,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花费约为6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这还不包括造船和修船的费用。这样的消耗是任何一个好大喜功的帝王都无法继续维持下去的。 而哥伦布远航带来的却是巨大回报:虽然3艘船最终仅一艘回到了欧洲,但仅这艘船所带回的香料,其价值就相当于整个航行成本的60倍之多。经济上得到的巨大回报,必然会引发更多、更大规模的扩张,从而在西方形成了一种越来越强大的扩张动力。 正是这种动力,最终驱动着西方人走遍全球每个角落。 第三是中西方航海的价值观的不同: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的是德化、四夷来朝,而基督教带有强烈的文化扩张与征服色彩。 扩大上帝的影响,是所有基督教徒的使命。宗教的狂热使海外扩张得到主流价值的支持,尤其是教皇的鼓励更使得探险成为上帝庇佑的事业。这使得西方的海外扩张事业具有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第四是大明与西方的航海组织形式的不同。 郑和的远航是由皇帝决策、由国家组织、由官员领导的,是一种典型的行政主导下的公共工程。行政主导下的工程可以不计成本,可以凭强大的中央权力调动资源办成大事,但往往会因为一个行政命令而启动,也可以因为另一个行政命令而中止。 西方的航海却是通过国家与私人合作的形式完成的。国王往往会颁发特许状给私人探险者,授予他们以代表国家的权力,给他们提供必要的资金、船只和船员作为资助,同时允许他们获得海外所发现的财富;而探险者作为私人则提供知识和生命来完成冒险事业。 这对于个人来说,意味着只要付出很小的资金,只要敢冒险就可以得到梦寐以求的荣誉、地位与财富;对王室而言,则不用付出多大的代价就可得到主权这个最大的收益。 由此就达到了道格拉斯诺思所说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统一: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在海外扩张上取得了完全的一致,由此将整个社会的扩张活力给充分释放了出来,具有强大的持续性。 竞争环境下向侧翼发展的政治需要,对黄金、香料和扩张所得利益的渴求,基督教强烈的扩张冲动,国家与个人所形成的自然合作……这种扩张机制与郑和那出于政治目的、以行政主导为本质的远航完全不一样。 其导致的结局也必然是不一样的。 今天,当我们自豪于郑和舰队的强大,又为1500年代错失历史的机遇而倍感惋惜时,我们更应该思考导致这种结果的深层原因。 对于国家、企业、团队发展来说,一个充分洞察、调动、管理人性的顶层制度设计,显然要比单纯的技术优势更重要。 尽管,掌握核心技术同样也攸关未来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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